大灾后，看中国文化

沐雪冰蕊

第一部全景式反映广大军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长篇纪实作品《我们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近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四川地震发生后，第一本来自灾区一线最真实的镜头和文字记录，日前该书在上海书城的签售引起强烈反响，读者在现场排起长队购买该书。

　　《我们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约15万字，收录了近百幅新闻摄影图片，收录的新闻文稿和图片资料截至2008年5月22日12时，真实地展现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作者奋不顾身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采写、拍摄、记录的难忘时刻。前天，在上海书城举行的签售会上，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金平说，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上海人民表现出的对四川人民的深情厚意和鼎力支援令人印象深刻。该书的编辑则讲述了跟随中国作协采访团前往灾区第一线的亲身经历。

汶川地震后，中国作协组织了一支抗震救灾采访小分队深入灾区采访创作。5月28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金炳华也从北京飞抵都江堰灾区，送上中国作协与各地作协筹得的21.7万元善款及70顶帐篷。铁凝更是在现场哽咽表示，希望全国所有作家都能关注灾区，用笔记录下这场伟大战争的点点滴滴和感人瞬间。他自己也准备把火速出版的诗集《中国：震撼5月》赠送给灾区百姓，希望能鼓舞他们。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镜头，又记起台湾作家柏杨去世时，人们纷纷撰文悼念。许多读者知道他，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可说是适逢其时。那个年代，正处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禁锢太久的思想需要突破。柏杨的“酱缸”文化批判让人想到鲁迅，也影响了不少年轻的思考者，对“文革”的反思成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要是柏杨知道，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已经在网上指责他诬蔑华夏文化，就像当初一些台湾人和海外华人骂他一样，他一定会对历史的诡谲心生无限感慨。

在柏杨看来，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这种“酱缸”文化产生了“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僵尸迷恋”，“窝里斗，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等后遗症。国人普遍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这种缺乏学理的情绪性表述确实能振聋发聩，切中要害，但是否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答案却似乎并不乐观。就如同当年的寻根文学，无论是揭示传统文化的非理性，还是描绘传统文化的和谐宁静，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干。90年代以后，思潮转向，人们开始重视制度建设，强调法治维权。

那些年，作家们对社会问题保持沉默，原因之一或许就在此困惑吧。只有在思想文化的领域，他们才说得起话。当新闻开始取代文学揭示真相的功能，文学思维不再被看做是社会问题的全部和真确的反映。

今天，当我们民族面对汶川这样一个历史的可提不可触摸的伤痛时，我们的文化，显露出一个划时代的个性，即不再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不再是只停留于传统文化或国民性阶段，已经是加入了许多新因素，我们的文化，也带给人们更多的引导，感知命运，早已经属于一种更大范围的世界性文化；是一个民族清醒，始终保持反思的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活力的文化现象和发展趋势，它表征了一个民族强大自信、追求民主自由矢志不渝的文化历史。

历史现象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文化与制度也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关系。比如，人们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是制度决定论；也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文化决定论。二者都有一定道理。制度培养了一种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制度选择。例如，近来在反对西方媒体的歪曲事实时，个别人狭隘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表现，弥漫于网上的脏话毒话，仍然能从中看到柏杨所说的那种“自我膨胀”的从众心理，就与某种民族文化心理有关，而与政府的理性主张相悖，这在客观上显然会阻碍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政制改革。